1. 首页 六开彩开奖现场直播 管家婆2018开奖记录 香港马会现场开奖结果记录 www.wwvv06406.com www.sz77778.com

当前位置:主页 > 香港马会现场开奖结果记录 > 内容

中国女性文化论
发布日期:2019-09-08 18:45   来源:未知   阅读:

  21世纪以来,海外华人女作家的创作显示出强劲的态势,她们以深切的济世情怀与问题意识,反思现代物质生活对人灵魂的异化所造成的“信仰危机”,为人类构筑诗意的栖息圣地。因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种种生态危机都是“信仰危机”的表征。在这方面,旅美女作家施玮追求宗教情怀的“灵性写作”理念的提出,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施玮的“灵性”诗歌、小说,以独特的诗性语言,个性化的女性经验、神性的终极救赎与深刻的哲学洞识,书写人们在放逐的过程中自审、自省与忏悔,走出灵魂的黑夜,获得生命的尊严,回归爱与梦“原乡”乐园。为当代华文女性文学注入了“宗教信仰”的精神血液。首先请施玮谈谈你为什么会提出“灵性写作”的概念,以及她创作中的宗教情怀是如何产生的。

  施 玮:起初,我并没有一种自觉性的宗教情怀,而只是觉得,写作首先是一个灵魂需要发声,而不是身体需要发声,甚至不是思想需要发声。灵魂发出声音,对另外一个灵魂,或者甚至是对空茫的宇宙说话。至于讲什么话?其内容往往就关联到一个灵魂的状态及需求,而如何讲就是文体、语言的风格,这关联到灵魂的审美属性,而这一属性不仅仅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有着社会和文化、民族和时代在个体上的投影。

  我一直把文学当作可以储藏或说是存放自己灵魂的地方,这块地方也许很小,只是个角落或是阁楼,但它必须存在,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供我翔游的世界。我可以去挣钱,可以很辛苦甚至是平庸地生活,但是我的灵魂和我的审美需要有这么一点奢侈。当然我的写作曾经被批评过,说是尘烟味太少。但我觉得吃喝拉撒本身未必就是生活、生存,文学不应该仅仅只是生活表层行动的记录,而是要记录在吃喝拉撒中感受到的灵魂的束缚或是自由。我提倡灵性写作,因为我认为看似“平庸”的生活表层里,灵魂是活着的,我盼望呈现自己心灵的万千种感受,让我的读者也能获得一种能力,就是通过一切“烟尘”与琐碎的生活看到并倾慕活泼的灵性。

  中国古籍中写道:“而性灵多蔽,罕能知天道也”(《后汉书》);“岁月飘忽,性灵不居”(《列传》)。从“性灵多蔽”到“性灵不居”,正是人类在罪欲中迅疾堕落的过程。我觉得当下社会中的人正是这样,灵不居住在我们里面了,正如《魏书》中所说“性灵没于嗜欲,真伪混居,往来纷杂……”各种思想往来纷杂,我们不再敬畏天道,不再敬畏生命,于是我们不再保守我们的心,而是“开放”自己成为一个广场,甚至是公厕,让各种思想、理念随意来去,心灵中诚实的标尺淡漠甚至消逝,而当下的文学从某种角度来说正呈现出这个状态,猎奇、猎金、追逐潮流的泡沬,而不在乎良心渐渐黯哑甚至远离。

  我希望用我的作品,也就是希望灵性文学,甚至文学能够把人心中那颗模糊的,被淹没的,甚至是被人有意识忽略的灵魂唤醒,当我们的灵魂被唤醒的时候,你所看的天空不再是此刻的天空,一枝一叶都会与你有真实的呼吸应和,人重新回到宇宙的生命体系中,获得真正的内在与外在的和谐,甚至就是吃喝拉撒的平庸生活也不再是烟尘而绽放出灵魂的光彩。

  我到国外后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到餐馆打工,我发现中国人和墨西哥人打工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讲英文,做的是相对轻松的招待、领位员或出纳等,并且我们大多是为了学业暂时的;而很多墨西哥人在厨房做工,并且也许这就是他们一生的工作,还有一些年轻的白人大学生也是为了学费在找工;但他们都很开心,他们觉得生命本身就是享受,这种享受的欢悦是随时随地的,是在各种环境中都可以不中断的。他们非常漂亮的礼帽,摆在冰箱上面,晚上11点干完活后,他们换上衣服就去跳舞,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大多数在打工的中国学人都是一副虎落平川的样子,憋着劲等待“证明”自己价值的日子。我所见到的美国人一般不认为生存形式代表着他的生命价值,而中国人常常把生活和生命等同,于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的抱怨,虎落平川遭犬欺的愤恨,充满了人心。“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中国人大多认为“知礼节、知荣辱”这些属于灵性、良知的事,是必须在饱食之后才要考虑的事,甚至认为这些是物质生活得以满足后自然产生的,于是才会把烟尘与灵性分开,于是中国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先搁置了这些议题,但我认为灵性的感受与需求其实和吃喝一样是人生存的基本元素,也是人的基本属性。

  西方文化中人的生命和灵魂是平等的理念,这些餐馆里打工的人,和沙滩上享受大自然的穷人,深深地震撼了我。同样的生活环境却有着不同的心态和结果,触动我重新思考艺术应当呈现的是什么。后来,我也接触了信仰,了解了普世价值观建立的基础,当我对灵魂有了更深的认识之后,感受到灵魂是超越良心,超越宗教的,它不是可以暂时不谈的奢侈品,而是作为一个人存在之核,因此也是文学艺术的核。

  王红旗:人类为了在有限的生命时空获得超越死亡的永恒生命,东西方以“彼岸”与“天堂”创造了宗教。宗教信仰,已成为人们灵魂深处追求精神存在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一直认为灵魂是超越某种具体的宗教的,而且不同性别、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生活心理的人,在宗教信仰方面虽有不同形式上的差异,但是,从人类所期待的人性的最高境界层面是相同的,是有“同构性”密码的。

  施 玮:我研究《圣经》,我认为《圣经》也是超越基督教、超越宗教的,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我不是仅仅在宗教的概念里来读《圣经》,更是在一种诚实的灵魂对话的状态中来读,其实,若消灭了灵性的活泼与敏锐,摒弃了诚实的探寻与回应,并没有真正的信仰。

  人无论信什么教或是不信,当他在安静时、独自沉思时,只要对自己诚实,他就会有灵性的需要。人觉得干枯是因为他的心灵无法得到满足,人渴望从小说、影视等各种文化艺术作品中得到满足,若是所有的作品只是把你的吃喝拉撒的动作拍摄记录下来,人是不可能从中得到什么的。当然摄影艺术和照相是两回事,摄影艺术是呈现表面事物中的灵魂言说,或说是呈现摄影艺术家的灵魂在这些事物上的投影,文学其实也相同。

  施 玮:简单定义有三条。第一,有“灵”活人的写作。第二,反映“灵”活着的人的生活或视角。最后,“灵性文学”彰显出来的是住在人里面的“灵”的属性与光辉。作品应该超越自己,自己也许和常人没有不同,但是在自己的生命中挖井,挖出自己生命里的泉水。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我们甚至都不太清楚它,但是,只有当它的光辉彰显出来时,才是文学最大的意义。因为人和人是非常不同的,但是我们里面的灵是相同的,只有把里面美善的灵彰显出来,才能得到最大的共鸣。

  因此,我认为“灵性写作”本身首先是为了我自己灵性的苏醒,文学写作是我对自己挖掘的一种方式,是载我渡向彼岸的船。我的作品就是我挖的通道,一段段或是一条条,继续或各自,向前向光延伸的进程不同。这些挖通或尚未挖通的通道被提供给读者,诚实的写作者与诚实的阅读者相遇,就是一种灵魂的对话与同行。

  灵在中国古文称“善”、“福”,而希腊哲学中说人都是追求“善”的只是“善”观念有偏有正,追求真正的善也就是追求灵,这个灵在宇宙之中,也在人里面。

  艾 尤:也就是你想通过写作把人心灵中的真善美挖掘出来。因为真善美不仅是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也是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内心都向往和追求的,但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会被遮蔽,无法凸显出来。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文学作品,蕴含着无限的意义空间和作者独到的精神追求,而你想通过自己的主观的感知与诗艺性的创造,把自己的内在人格和情感评价运用到客观对象上,由此创造出一种的审美化真实,来展现这种真善美。

  施 玮:它肯定和我们良心有关的,也许人说不清楚,但是人一定能感受到它的相关性。

  计璧瑞:人有一种天生寻求高贵的趋向,促使一部分人向这个目标走;也有一些人没有,他们觉得无所谓,高贵与否不能抵得上现实的物欲或需求,这是存在的不同层面,很难强求。

  施 玮:我觉得不是向往“高贵”,而是向往“尊严”,这个尊严被社会扭曲了,成了外在的,靠别人给予的。其实人喜欢权、喜欢钱,其动机并没有错,因为这个社会让他认为权和钱是他得到尊严的必需品,可惜得到以后,他会发现还是没有尊严。总之,一个人是渴望尊严的,渴望尊严本身证明了人的灵的存在,如果没有灵魂,你就不可能也不需要渴望尊严,人和动物还是有区别的,不能仅仅用高级动物来描述我们自己。

  计璧瑞:高贵和尊严还是有所不同,尊严似乎更加外在,它是人面对事物时展现出来的状态,也可能是某些时候需要用什么东西维持的;而高贵则更加内在,它可以是人的自我存在状态,可以独立于周遭的事物。尊严需要他者来映衬,高贵则可能是自足的。人还有自我完善的需求,不愿意同流合污,也就是所谓精神的洁癖,这个和灵的追求是相关的,同时洁癖也与灵魂的独立相关。一旦达到这个层面,就能实现灵魂的自足而不为外部的诱惑所动,也就是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王红旗:灵魂的洁癖。内心里追求崇高,尊贵,洁身自好应该一种本性。我相信人的本性有善。但是,对诱惑很多的现代人而言会,守住这种灵魂的“洁”又是一种精神自觉意识。

  计璧瑞:有的人无所谓,没有顾忌,我常以为当今许多人上不敬天地下不畏鬼神,没有什么事不敢做,没有什么能约束自己,还因此而洋洋自得。但有的人说这个事情玷污了自己,他不愿意做,这就是精神的洁癖,也就是高贵的人和道德完善的人。当然这样的人总是少数,但他们的存在是人性免于堕落的重要前提。制度往往只能压抑人的负面欲望,却不能使之净化,所以我们看到制度越来越完善,而人性中的贪婪、放纵却越来越蓬勃。这也是因为精神的净化没有成为许多人内心的需求。

  施 玮:精神和心灵的洁癖,这话说得好!有的人对良心、对灵魂比较敏感,他不甘心良心沉默无言,不甘心灵魂昏睡甚至死了;而有的人觉得,死了就死了吧,无所谓,不影响吃喝。

  艾 尤:古今中外,所有的至圣先哲,都希望人类能发展到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而我们的文学,说到底就是要净化人类的灵魂,提升大家的思想境界,实现人与人之间个体、群体的整体和谐。当下,现实处境中的拜金浪潮、媚俗浪潮,暴露出太多的人性缺陷和人生鄙陋,道德对有的人尚具束缚作用,但对有的人就已经没有约束力了。而你的这种“灵性写作”,以反映人类的生活、净化人的灵魂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一方面,使你的作品呈现出很强的真实性,让读者产生信任感和认同感;另一方面,使你的作品具有很深的思想性,让读者能从中获得思想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滋养,而你的作品也由此实现了文学的审美性和社会性的有机融合。可以说,你这种主张回归真善美的“灵性”创作理念,在当下对重塑人文精神具有深远的意义。

  施 玮:我对灵性文学的解释就这三条。真正有灵性的作品是写人类的共性,而不是写偏重神圣、极致的特性;是诚实、朴素的写作,而不是虚玄、高深的呓语。

  计璧瑞:所谓“言为心声”,不是表面的表演,如果心里想不到就写不出,装是装不出来的。

  王红旗:关于灵魂自我构造的问题,反思、忏悔,其实有一个觉醒自我的人都会这样思考,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太快,快到来不及思考自我反省,何况忏悔?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特别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快餐化、网络化、粗糙的复制,享受快感的功利消费主义,远离了文学艺术对人的“灵修”。但是,你的长篇小说《柔情无限》《逐出伊甸》《红墙白玉兰》,却存在一种“灵修”韵律流淌在字里行间。

  施 玮:如果现在的小说已经变成了一种产品,一两个月就要完成一部,那么这种小说就容易变成不断重复的拍照过程,人们对文学的渴望不仅仅是故事,而是通过一个故事,能够激发他向美向善的感情,能够帮助他敢于敏锐地体验自己的悲喜,而获得一种梳理性的洗沐、共鸣后的释放。

  计璧瑞:能看了以后反省自己,有反省的意义,这样对灵魂净化是有帮助的。写作是一种自然流露,阅读是一种自然感动,都不是刻意和做作的,更不是功利的。

  当物欲的膨胀和精神的匮乏成为一种普相,当文学忘却崇高开始与金钱合谋,作为作家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创作,这是每个作家都应该思考的问题。但你给出的答案就是应该坚守精神的追求,应该用善与美,用理想和信念去照亮困顿迷茫的人生。《放逐伊甸》中身为作家的女主人公戴航就是最好的说明,面对书商出书只考虑商业利益的现实,她虽然有困惑有挣扎,但却依然坚持己见:认为自己的作品不是商品,应该呈现自己内心的某种理想和追求。

  施 玮:《放逐伊甸》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回头看那时精神的挣扎,感到很美,因现在的人都不太有精神挣扎了。

  王红旗:麻木了。挣扎是因为还知道疼痛,“形而上”的灵魂意识还有感觉。如果对一直滑“下去”都没有反应的话,证明生命里的自我约束力已尽失。

  艾 尤: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很多社会现实与女作家们所坚持的某种信念理性意愿发生了强烈冲突,有些女作家逐渐反叛自己,远离了文学的形而上,也远离了真善美。但是,女性的特性——唯美信念与理想色彩,使得女性对自然与生命,对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对真善美,有着更为深切的理解与热爱,她们与男性相比更不能容忍庸俗与丑恶,因此,无论什么样境地,都有很多女作家依然执著的追寻真善美。所以理想的人性境界,已成了女性作家性别整体的一种不可动摇的精神内质。

  施 玮:研究女性文化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女人跟男人相比较,女人更加感性,更加敏感,更加贴近那种自然,贴近灵性。男人讲究精神,讲究灵性,但他们大多是宏大表述,而女人比较接近于自然表述,如果女作家的作品也走向男性化的商品式生产,那么我们离人的思想就越来越近,离自然的感悟却越来越远。

  施 玮:非常有道理。上次美国纽约的一家广播电台采访我,说:从你的小说来看,你的第一本小说《柔情无限》可以说是典型的女性写作,对性与欲有着很先锋的描述,现在十多年后,这类女性性意识写作正红火着,你怎么又改写宗教小说了?你为何总是跟这个时代不太合拍?

  我说,当时写性,我不是为了写性,而是表达女人的自然人,因为当时我们已经被物化了,被同性化了。而现在再写性已经没什么意义,现在没有谁压抑你的性了,再写就成了兜售和炫耀。现在的女性性意识写作和我当初的书写完全是两个概念,而今天我写宗教,是因为今天在宗教意识、灵性自觉上,存在着麻木、捆挷、甚至是死亡。无论写性意识、生存意识、宗教意识,都是我对自己的挖掘、呐喊与释放。

  王红旗:现实文化和生活,的确能够感觉到身体和灵魂的背离,能感觉到心痛。因为,往往是你一个知识女性的良知在与生活抗争,无论是慷慨陈词还是平静节制的叙事,都是一种疼痛的感知书写。不过施玮的写作常常会把“疼痛的感知”升华为纯粹的“灵性”。

  施 玮:我写我的痛、我的挣扎,通过写作进行抗争,而不是从外界来看目前流行什么?该写什么?

  计璧瑞:这就是一种文本的自觉,无关乎流行、时尚诸如此类,也是文学的本真状态。当今天的许多行为都变成功利性的时候,这一点尤其可贵。

  艾 尤:但是你作品中的性爱呈现具有一种独特性。首先,这种性爱是女性作为自然人的一种本能呈现,不是对男性欲望的迎合,是女性自我欲望的呈现,不是一种将男权文化内化的女性性爱。更为重要和有意义的是,这种性爱还是以一种建构爱情,甚至是建构理想主义的姿态来呈现的。无论是《柔情似水》中务实性极强的上海女子陆文荫、陆文芯,还是《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中的极富理想色彩的戴航和小小,不管她们行走于传统还是现代,她们全都是为爱而性,绝不为性而性,也绝不为其他而性,这些女性皆由“爱”而派生出“性”,爱是她们性的基础。由于这些女性所承担的性爱角色,具有自然性、主动性和选择性,因而具带有了反文化反社会的意味(指男权文化和男权社会)。你这种独具女性主体意识的写作视角和话语方式,既抵制了市场经济将“爱”与“性”拆解的文学浊流,又打破了男权文化中“性”与“爱”的常规秩序,男性不再是一切性爱活动的主宰和中心,女性也不再是男性本位文化中心视角中的“他者”。这是一种获得了主动意识的女性文本,是女性“我者”主体对男权文化的有效反抗,是女性自我欲望的彰显。

  王红旗:这几代人在各个不同时期文化和现实压抑之下,张扬了她们“本我”的女性精神。这点是很重要的。女人不是随意让人蹂躏的,是有独立的自我主体意识的,现实没有给她们站起的空间时,她们会一点一点地拱而破壁。数千年压抑的生存环境成就了女性坚韧的性格内质。

  施 玮:我一直觉得女人首先是一个人,女作家和女性文化学者首先是一个人,我们不是附庸品,我写性和别人最大不同,我没有炫耀我的性,我作品中的性是很正常的女人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我写宗教,也没有宏大叙事的企图和标榜崇高、出世的倾向,也是没有炫耀,就是表达人性正常的,真实的宗教情怀和灵性挣扎。如果女性作家缺乏自己是一个“人”的这种自觉意识和尊严感,不能坚持独立同时又是平和的自省与思考,那就会不由自主地迎合男权社会及文化对女人的定位和审美,去取悦他们。

  王红旗:在社会转型期,根深蒂固的封建男权文化观念和现代男权新等级制对女性的歧视,隐性和显性的文化陷阱依然存在,一不小心就进去了。

  施  玮:有的时候,炫耀或过度的逆反其实也是一种取悦。我们完成可以平静、独立地陈述自己的审美与思想,这种审美和思想不仅仅是女性的,更是人类的,就像男性作家所陈述的不仅仅是男性的,也是人类的一样。

  艾  尤:但这三部小说中的女性都是敢于呈现自我和放松自我的,她们把本真的自我释放出来了。尽管这三部爱情小说在书写女性情感、欲望和身体的释放的同时,也写了她们在爱情中遭遇的种种困境,但是,这种困境体现了性别书写另一个有深度的面向,即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两性关系将会面临着怎样的危机状态?男女两性应该如何面对旧性别秩序的崩溃,又该如何在新的性别秩序中定位自我?这样一来,作品所探讨的就不仅仅是女性问题了,而是男女两性如何重新自我定位,以及两性平等与和谐的问题,作品也将随着“性”观念的彻底更新,进入人性化写作的更深层。

  王红旗:如果以你的灵性文学来为您的创作做一个具体定位的话,你认为自己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

  施  玮:我想是:女性灵性自我的自觉意识。这个自觉意识就是,女性对于自己的灵性,这一人具有尊严的生命特性,有着自觉的感知和审视,有着独立的探求与表述。

  张  鹤:在施玮的三部作品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就是女性的反思能力,我们有很多女作家,尤其是70后和80后的作家,与此前的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相比,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能力比较弱。施玮的作品一直有一个特点,包括她的诗歌也是这样,就是她不自怜也不自恋,而且对自怜自恋的情绪带着一点嘲笑,她对女性自身的弱点是非常清楚的,但她能够很理性地处理这种表达。她的自我反思和批判不是从男性的视角和标准进入的,而是从人性——无论男女——自身的有限性角度进入的。对于女性因着过于要求在爱中的自尊而丧失爱的力量与机会这种困境,她一直不回避,而且许多时候会更深入和透彻地剖析这种困境存在的外在和内在的种种因素。这三部作品的女主人公每个人都具有非常独立的个性,不肯任由男性来引导和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而这也使得她们常常失去所爱之人——因为男人们通常不敢娶其为妻。

  王红旗:有自我的女人,有些男人是不敢娶的。因为,这样的男人还没有成长或者是觉醒。觉醒的男人与有自我的、智慧的女人会心灵相依相伴,事业风雨同舟。

  施 玮:微博上有人给我留言,你这样的女人谁敢娶了,我说我已经嫁了好多年了。

  张 鹤:施玮在作品中对此的思考与大多数女性作家不同之处在于,她并未把女性因追求独立与平等而失去爱情这件事单纯地归罪于男人的懦弱和不负责任,而是能够从更客观的层面指出,女性自己也需要为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负上责任。相对来说,男性总认为反思能力是他们的特权,但是问题是,男性所关照的往往是一个群体,是大叙事的宏观框架下的反思,而极少从男性个体的角度反思自我,似乎男性个体是不反思的,他们习惯于认为“我”就是强大;但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反而有很强烈的自我反思意识,就像今天的研讨会,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谈女性文化问题,在很努力地做着自我检讨。相对来说,男性从来不谈男性文化问题,也从来不对男性文化进行自我检讨,在一个大的语境中,往往一提文化,似乎指的就是男性文化;如果要提及女性文化问题,就需要单独而鲜明地标注出来。大约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研究者们开始用“女性主义”来代替“女权主义”的表达,单纯从英文原词来看,并无变化,但翻译成中文时,有些研究者就有意地回避“女权”的表述,而更强调“女性”的内涵。因为“女权”这个词让很多人特别不舒服,而“女性”的表达就从容和谐多了。不过,这种回避与强调本身就很具有中国的“女性”研究特色。法国女性主义者,当年以波伏娃为代表,她对女性作为“第二性”的指定式存在、被女性化这个问题很警惕,也就是说,在根本上,她是否认女性的女人性的;英国的弗•沃尔芙更在乎的是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性和社会地位的独立性,她觉得这些东西需要女性自己去争取,在争取的过程中证明自己的存在是与男性平等的。在20世纪初期至中期,西方的女权运动可谓风起云涌,女性在为自身的种种权利做着抗争和努力,但是中国的女性不一样。表面上看,中国女性从建国以来就直接获得了由宪法规定好的种种权利,根本无需抗争和努力,就“先天”地获得了它们。但从每个女性自身的成长经历上看,女人们不得不承认,其实在自身成长的每个环节中,都会时时地感受到男性对女性的传统性和权威性的控制力量。同时,因为新中国之初一直强调女人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之类,这种宣传又使中国女性在几代人中普遍缺乏正常的女性意识,或者说女性意识被严重地扭曲和压抑了。这使中国女性的成长长期受到隐在的束缚,这种束缚既来自于传统的男性观,也来自于强加于女性的伪平等意识———完全无视性别差异带来的独特性,单单强调体力、能力上的平等,而根本缺少对于灵魂、精神层面的平等的倡导。在施玮的小说里,她很关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发展,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女性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样的。一种说法是淡化性别差异,如沃尔芙所期望的,实现雌雄双体,男人有点儿女性倾向,女人有点儿男性倾向;另一种说法是让女人更像女人,男人更像男人。施玮小说里面的女性,一开始都很强势,不甘于被别人定义,一直都在很努力地寻求独立的价值和位置,但在后面的时候,她都让女性回归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回归到守住本位的方向,并对男人有一种包容和接纳,最后所有的女主人公都放弃了对男人的怨恨。在《放逐伊甸》里,戴航对待李亚和父亲的态度就是这样。她因为母亲的婚姻不幸而怨恨父亲,最终在父亲临终时原谅了他当年对家庭的背叛,在宽容之时,她回归成为女儿;她爱李亚,但不肯屈尊去表达,但当她决定接纳李亚的全部——无论好与坏的行为时,她回归成为恋爱中的女子。但这种回归,却是基于她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承认自己与对方(无论父亲还是李亚)都是有限有罪的人的事实,所以,她的宽容与接纳不是因为她是女性,而是因为在普世的价值标准面前,她看到了自己与他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人,具有同样的有限性、同样的弱点、同样需要被爱也同样值得被爱。

  施 玮:这就有点像我个人经历,我年轻时也有点“强势”,心中和男人的关系是对立的,当然是文斗而非武斗。大多知识女性、比较聪明的女性,都有点想在男女“战争”中得胜的欲望,我也曾很好强,要把对方压倒也算结束,但是后来我发现这并不快乐。我们等于放弃了女人的天性,去做一个“男人”,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去争输赢,赢了的同时却失去了女人的自我。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女强人”,往往比成功的男人更累,更远离天然本性,更缺乏幸福感。

  计璧瑞:中国大陆女性有这样一种“要强”,这种要强其实是和建国以后的社会形态有关系的,而且和我们的斗争哲学有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只有对立没有并存,只有冲突没有和谐,一定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这样的思维也被引入到两性关系中,好像有优势的一方就必定要欺压另一方,再加上原始的利益算计,我觉得好像处于赤裸裸搏斗的时代,一个决裂的时代,两性关系的初级阶段,寻求女性的初级解放,肉搏一下,最后遍体鳞伤。这和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有关,这是宣传的结果,或者是话语的结果,它已经造成了一种心理暗示,让我们每个人陷入到这个冲突当中,不得解脱。比如电视剧、广告等公共媒体表现一个女性当家的话,一定把男的骂得狗血喷头。难道这样女性就快乐了吗?就像许多清宫戏渲染暗藏机锋、勾心斗角的宫廷斗争那样,就会暗示社会人群,人际关系原来如此,这种想象会代入今天的人际关系。

  施 玮:这种主流意识是很可怕的,今天的影视剧里、文学作品中,女人似乎就两个出路,要么成为女强人把男人们压倒,支配和利用男人;要么很弱势,成为被抛弃的发妻,或者是被欺骗的小三,好像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计璧瑞:媒体的问题很重要,部分媒体是利用人性当中阴暗的一面,去渲染人不高贵的东西,来吸引眼球,获取商业利益。

  艾 尤:你的作品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关于“姐妹情谊”问题的探讨?“姐妹情谊”指的是女性间的情谊,是女性文学书写的一个重要母题,但在文学史上却一直被男性叙事者忽略、规避、压抑、悬置和深埋。伍尔芙就曾发出这样的质疑:“我努力地想,在我所看到过的书里有没有两个女人是很好的朋友。”你的作品塑造了众多形色各异的女性形象,虽然这些女性有不少是情敌,如《柔情似水》中的秋水与赵氏、《放逐伊甸》中戴航与萧苇、《红墙白玉兰》中的小小与紫烟等,但是她们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是互相敌对,没有呈现出“相煎何太急”之势,反而很多时候是彼此惺惺相惜,有的甚至结成了同盟。这既说明现实生活中,女性也同样需要从女性群体中寻求一种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是男性所无法给予的,因为相对男性而言,女性更能了解和理解女性。可以说,“姐妹情谊”是女性现实遭遇困难,情感遭遇困境的庇护所,体现了女性获得与男性一样的“性别共在”是一种趋势,但这种趋势是具有颠覆力量的,因为它能将男权世界中处于分散状况的女性个体力量凝聚成女性集体力量,并形成巨大的推动力,来突围男权文化的包围。然而,更有意思的是,你的作品不仅写了“女性情谊”,还写了“男性情谊”,作品中的不少男性形象,这些男性之间,他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也是相互体谅的,面对爱情、面对女性以及其他问题时,他们不再仅仅自私地仅考虑自我,既会顾及同性之间的感受,也会顾及异性的感受,这样使得你的作品就有了一种大爱在里头,上升到到另一个形而上的层面。

  施 玮:女性文化能够为整个的社会和文化构架,提供一种视角,一种积极的、新的、不可缺失的视角。

  艾 尤: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宗教对你创作的影响。因为作为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在你的作品中我没有看到大多数海外华文作家都写的东西,例如“身份认同”问题。漂泊异国的海外华人,独特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的创作异于本土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海外华人女性可谓是双重边缘人,她们既要在异国文化中寻找文化认同,又要在男权世界中寻求自己的位置。所以,很多海外华人女作家进行创作时,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现出对文化身份和性别身份的探寻,并将女性在这两种边缘生存境遇通过作品展现出来。但是你的作品里却没有这种普性特点,说到中国文化你很喜爱,谈起美国文化也有你很欣赏的东西,没有呈现那种让人纠结与无助的中西文化冲突,这是你和其他海外华文作家,尤其是海外华文女作家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不是宗教对你的影响,使得你认为文化身份、性别身份或其他身份都是一种“小身份”,只有形而上的“精神身份”才是一种“大身份”?也就是说,人类无论是何种国籍、种族、性别或阶级在精神层面都是平等的,他们的某些精神追求具有共性的,例如向善、向美、向好等等,这些都是人类潜在的共性。

  计璧瑞:我没有在你的小说中发现通常海外作家写作要表现的东西,比如要写女性怎么样痛苦,怎么样挣扎,那种基本生存层面的,或者中西文化冲突等,好像不是写这些东西,不存在特别明显的中西语境的对比或转折。

  施 玮:艾尤真是读懂我的。一方面,这跟我的家庭背景有关:从小,母亲给我讲安徒生童话,而奶奶给我讲的是古典词曲等。在上海淮海中路和苏州纽家巷之间长大,西方文化对我并不遥远。

  另一方面,这和我对文学的认知有关:文学就是反映人的,是以文字表述的“人学”,说良心话,中国人和外国人没啥本质的区别。我看到一些海外作家写中西方人的区别,我觉得一方面是他们夸大了这个区别,第二他们有时停留在了表面的区别中,而没有深入到人的内心中去。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出国前就是写作的,并且一直比较关注人的精神层面,而不是只关注生活的表面行为与环境。

  其实我也打过餐馆等,留学海外需经历的我都经历过,但我觉得那些是身外的表层事物,不是最重要的。我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是介绍资讯的游记,也不觉得需要炫耀精彩的,常有没有的经历,因为我认为若一切人生经历的价值在于心灵与思想的变化。我的小说里面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是水乳交融的,但在相互渗透的同时又是具有张力和对抗的。这种对抗有时不能简单归为东西方文化。

  从城市看,今天的中国完全是西方化的生活,而美国老百姓生活中的许多观念也与中国的传统伦理并不违背,西方人甚至在一些艺术审美和社会伦理方面是崇尚东方的,但我知道那个“东方文化”已经不是今天的中国了。

  我对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到了美国,但不是受到西方的女权主义影响,而是语境和环境给了我一个“跳出”的契机,让我可以安静地旁观自己,于是我女性本能的属性觉醒了。美国太太做家庭妇女,从来没有失去尊严,而中国太太一做家庭妇女,总好像要失去点什么。

  上周日,尤文刚刚夺得联赛冠军,莫吉便在接受意大利天空台采访时宣布:“我需要告诉大家,在周一,我将辞去尤文图斯总经理的职务,而且永远退出足球界,我没有力气和欲望继续下去了,那些人谋杀了我的灵魂,我所能做的就是用法律捍卫自己。”

  计璧瑞:和男女平等发展有关系,女性的抱怨是和男性有关的。这种抱怨从反面说明女性的不自足、不独立,希望靠外部的,包括社会和家庭内部其他人的承认来获取地位。

  施 玮:和女性的独立意识有关,中国女性解放那么多年了,中国女性的独立意识却根本没有解放,还是特别希望被认可。整个社会对人的价值判定,完全是基于外在的“所有”,而非内在的“所是”。人的自我的满足感和安全感也都基于他人和社会的回应,这就造成了男女的对抗,不是男女,而是两个人的对抗。

  当年陈法拉隐婚,是出于事业考虑,但诸葛梓岐却在媒体面前踢爆陈法拉已经结婚的事实,气得陈亲自下场撕,怒斥诸葛梓岐无聊。两人开始了隔空开火的拉锯战。

  王红旗:《圣经中的女人》,可以说是把满腔的宗教情怀和“非传统的目光”倾注于“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重新书写圣经中四位女人,即耶稣与伯大尼的马利亚、抹大拿的玛丽亚、驼背的女人以及在叙加井旁的妇人与耶稣之间故事。因为,她以对灵魂“原乡”里女性文化价值尺度的回忆,来求证女性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我想问你的是,你接触《圣经》十几年了,自我生命里宗教情怀越来越深的时候,可能对你后面的小说创作影响会更大。

  施 玮: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研究《圣经》到今天这个阶段,真的已经不是什么宗教情怀了。《圣经》能流传那么多年,我认为靠的不是人的宗教情怀与需求,《圣经》里面每个人物都是我们芸芸众生里面非常典型的例子,非常典型!比如说,我写驼背的妇人,好像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感受,我们都背着自己的缺陷与耻辱,耶稣看见她就和看见我时一样,第一眼就看见了我的羞耻,但却不是旁观也不是审判,而是超越律法和文化传统来释放了我,除去了我的耻辱。我写那位犯了奷淫的女子也是,她独自被当场抓来,代表宗教和社会正统的人群要审判她,按摩西律法用石头打死她。耶稣对众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妇人是知罪的,但耶稣却没有定她的罪,而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都曾经,甚至是天天犯罪,但我们或不在乎自己的“小”罪,或庆幸没被发现,而热衷于定别人的罪。一旦被抓住,我们就只能等着审判,而耶稣的解决方式却是这样的不同,是真正的公义与怜悯并存。我相信这种对人性极为深入的剖析与呈现,以及特殊的解决方式(或称为拯救之道)是《圣经》文本永恒的魅力所在。

  王红旗:所以说,您的小说《柔情无限》是一种中国样式的叙述,是反映那个特殊时代女性挣扎着的灿烂的话,长篇小说《放逐伊甸》,应该是一次“灵性写作”的文体实验。在小说的结构上,有意在上部每一章的开始处引用圣经故事,以与小说故事和人物的生活形成呼应或比照,在下部则将圣经名句内化进人物的行动、语言与思考之中,使宗教信仰成为人物形象内在精神得以深化、变化与成长的动力来源。群体生命从放逐的漂流到回归是小说的叙事核心,其中的人物形象才在绝望的“死亡”中获得了重生。而《红墙白玉兰》,又表现出一种“灵性写作”的新高度。首先是小说并没有把人物形象放进社会现实与历史之中去,而是在一个自我意志构筑的场景里,着重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涌动,把浓厚的宗教信仰情感,细密地编织在情节的字里行间,以及渗透在人物的灵魂里。

  施 玮:当然,我写的《红墙白玉兰》中,女主人公小小也犯了罪,我没有将这个人写得很龌龊,也没有将她写成很自豪的“爱情斗士”,而是描写了她的挣扎,其中是有人性之高贵与尊严的。

  艾 尤:就像小小,一方面,在情感上她很爱杨修平的,希望与他实现灵与肉的统一;另一方面,身为柳如海的妻子,在肉体上她又觉得自己应该忠于深爱自己的丈夫,于是她很纠结,很矛盾。她的这种挣扎是不仅仅是情欲的,更多的是情感和精神的挣扎。

  对你作品《放逐伊甸》写到大火焚车母女受困,众人围观却无人救助的问题,我想问问你是怎么理解罪与罚?比如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时候帮助别人,但帮助别人后,有时不仅得不到理解,甚至还会被误解。究竟什么才是是真正的善,我觉得只有把这个弄清楚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才能更好的完善自我,并引导他人去完善自我。

  施 玮:这是一个真事,我那时候住在清华校园里,常去西三环那一带和朋友聚。当时有张报纸曾报导过这事,有一辆面的翻车了,烧起来,司机跑了。那个妈妈她滚了出来,身上衣服烧掉了,围观的人里许多在看她的裸体,她的小女儿在车里面被烧死了……后来写小说就用了这一段。赵溟不在现场看,但在旁边的小吃街里和朋友吃喝。他起初很义愤地指责在场不救的人,渐渐发现自己其实也没有做什么,甚至没打一个电话报警。

  女孩母亲因自责而发疯,进了神经病院。那个父亲原是受害者,但却因着恨,天天揣着汽油和打火机在女儿出事地旁的新疆小吃街转,老想把街道烧掉。赵溟去照顾那个卖糖葫芦的女孩父亲,其实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良心的解脱,这个卖糖葫芦就把他当成好人、恩人而感激不尽,然后善恶就纠缠在一起。香港管家婆一句解生肖网

  艾 尤:譬如《放逐伊甸》中的那位丈夫,虽然他很爱的他的妻子和女儿,他因为失去女儿悲痛欲绝,他也很尽心尽责地照顾烧伤的妻子。但是有时他又会不想面对他烧伤成病的妻子,甚至希望他妻子和女儿一起被烧死,这样他就可以从这种苦难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了,这体现了他非常自私的一面。原本因为自己没有前去救人而一直自责并全力帮助这位丈夫的赵溟,在知道这位丈夫具有这样的想法后,他居然解脱了。由此可见,赵溟对那位丈夫的帮助,虽然是行善,但这种行善却是不单纯的,还有寻求自我解脱的成分。

  施 玮:自我解脱本身也是自我完善的另一个说法,自我完善就是一种向善,他希望完善自己。为什么求解脱呢?当人有良心发现时,就有了善,就是有了向善的欲望,向善的欲望强到人无法忍受做自我定罪的囚徒,他就要求解脱,而在人求解脱求善的过程中,自我中心却令善变异了,伴生了罪性。

  小说里面赵溟最后就是从恶和善的纠缠中,看见了自己的罪性,他开始为这种向善寻求一个外在的力量,发现自己拯救不了自己时,她向天空寻求一种解脱,寻求一种帮助。中国文化中有两种人,最早从孔子的慕道而不可得,到屈原的天问之呼求,问不到道,问天,问而不得,自杀,或独善其身以拒绝同流合污。还有一种人问而不得,从此忘记天道之存在,泯灭良心,行尸走肉。

  计璧瑞:许多人对腐败的痛恨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去腐败,而不是因为腐败是丑陋和可耻的,是社会的毒瘤。他们谈论特权是非常羡慕的。多年前钱理群老师曾说过社会的“不知耻”,今天可能比当年更有甚者。

  王红旗:物质化到内心没有可敬畏的,自我就会膨胀、毁灭。这是商业社会物质对人的彻底异化。

  施 玮:商业化本身并不可怕,可怕是人的心灵死亡,且不自知。如何定义商业?商业是满足大部分人的需要,大部分人有灵性需要,灵性的书也会好卖。

  王红旗老师说的“物化”确实是非常可怕的现象。文学跟社会息息相关,我们的文学里面写官场、写小三的作品很多,甚至主流文学、影视,也是写官场,写小三。平常大家都骂小三、骂腐败,但为什么这个社会还是笑贫不笑娼呢?因为他骂的时候是羡慕,是自己得不着。特别是骂贪官、骂拜金女,实质上大家心里是有这个倾向、这种羡慕,于是,文学艺术的这种低俗走向就很难走回来。

  我看了一些当代的官场、情场、职场小说和影视作品,发现其中对腐败和人性罪恶的东西有一种津津乐道的感觉。你能感觉到那个作家自己不能进入官场、情场,却在用文字意淫。

  计璧瑞:俄国文学所谓的拷问,对灵魂的拷问,把自己压榨到那种程度,才有可能获得心灵的净化。

  施 玮:这点我觉得,得益于今天文学没有太多油水了。十年、二十年前大家都在争,这十年该有位置的有位置,没有位置的人一般就不会有位置了,也没有多少名和利了。所以,真的是外在环境给了文学一个复苏的契机。

  王红旗:你小说《柔若无骨》1996年完成,1997年第一版,2003年第二版更名为《柔情无限》;然后,《放逐伊甸》2007年出版的,《红墙白玉兰》是2008年出版。这三部小说完全超越爱情小说对世界的思考方式。能够清楚地表达出你对女性的反思,对男权的认识,很强的女性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来自于哪里?

  施 玮:《放逐伊甸》是我刚到美国就开始写的,97年开始写,到2002年全部完稿,之前改了四遍,后来又改了三遍,最后是2007年出版的。这本小说写的过程是难产,因为正好记录了我对语言、文化、自我、及很多事物的重新思考与认识。而出版时更是特别难产,现在国中电影出版社出是已经不是我的原版本了,删了很多。原先小说是两个层面、两条线的覆式结构,现在人类远古被放逐的那个层面删后显得很弱了,无法形成立体的思考和有力的对应。在美国《国际日报》副刊上的连载是原文。

  施 玮:首先我是一位诗人,并且我的诗歌和一般女性诗歌不同,不是感性化的。我的诗歌的反思性比小说更强,可能跟我天性爱发呆,爱想事情有关吧,也和从小爸爸没有太把我当女孩养有关。我的思维模式比较中性,对男女这一社会基本问题,有着非常冷静的想法,因为从小像男孩般长大,对女人有一份旁观感,同时我又实在是个女人,很自然地也会旁观男人。

  王红旗:通过你写的诗,特别你写第一部小说的时候,你就是对女性在那个夹缝生存,她都能够生长成那样的美丽,跟自己有着怎样的关系。

  计璧瑞:我觉得第一部小说《柔情无限》手法很老辣的,上来对家族的叙说,对女性命运叙说,已经很成熟,又加上一些传奇色彩,我觉得相比后来的小说写作来讲反而更沉重。

  施 玮:第一部小说是以家族史为蓝本的,相对比较旁观,没有太多自己的东西。将两大家族合写成一个家族,那时候,我觉得生活高于艺术了,生活中发生的事是你编不出来的,奇妙而深刻,是血淋淋的。

  计璧瑞:这部小说前半部叙述从容铺陈得游刃有余,后面节奏变快了,人的命运很仓促地交代过来了。后面不像前面艺术经营上存在着力点,没有前面那么有力。

  施 玮:我当时要出国了,写到后面写不动了,我当时写到28万字已经到顶了,28万字是我的极限,因为之前都是写诗。还有一点,就是后面写到了自己的生活,当时我的心灵状态和生存状态都是自己不能把握的,当时我住在清华校园里,一边当书商,在一种迷盲之中。以后我写的《放逐伊甸》里的生活,其实就是以当写《柔若无骨》时的真实生活为背景的,我称其为“失重”的生活状态。我的《放逐伊甸》最早就想定书名为“失重”,后来发现好像有这名字的书了。故而《柔若无骨》最后一部分写得力度不够,我一直觉得是一个遗憾,若再出第三版,我一定要好好修改。

  施 玮:现在对那个时代有一个距离拉开的关照了,而当时是正在那个时代之中。

  艾 尤:我倒是觉得《柔情无限》(《柔若无骨》)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传统架构中的现代女性故事。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虽然生活在传统社会中,游走在传统文化中,但她们思想和行为却一点也不传统,无论面对生存问题,还是身体情欲问题,都体现出很强的现代女性意识。就拿身体问题来说,在父权制哲学传统中,性、身体与女性始终是三位一体的,这种身体=女性=性=自然=物质的观念,实际上体现了男性在性别上对女性的权力压迫,是女性身体的被物化。但不仅在这部作品中,还有其他两部作品里,你都通过一些女性形象,打破了父权社会以男性的利益为标准来界定和塑造“性”的话语模式,将与政治、权力、体制、意识形态相联系的“性”标举为女性精神、意志、信念的关键所在,这种女性的“性”不再是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权力控制的主要空间,也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消费性无关,只与女性自我有关,

  与女性的自我情感满足紧密相连,这些女性注重“性”与“爱”结合,注重情义,她们将男女双方由肉的享受提升至灵的升华。反而是你作品中的一些男性形象,不仅不理性,还缺乏情义。

  王红旗:因为她已经看准了,通过她的亲身体验看懂中国有些女性认为很优秀的男人,在关键时候掉链子。

  施 玮:这本书原名叫“吮吸”,出版人说这两个字普通人念都念不出来,就给我改了。

  王红旗:当时遇到那么多不测,特别心爱的恋人当时就一走了之。引起了你对女人和男人的反思。读你的诗歌全集《歌中雅歌》《以诗为证》中写到其缘由:“最后三年我住在北京,当时过的是一种泡沫似的生活。当我努力在诗歌中去聆听‘天籁’时,却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向上飞;当我渴望传递美与光明时,却深知自己里面的污浊与黑暗;当我在理念中持守超脱时,却深知自己正如蛆如蚁般在世俗中爬行;当我为祖国为民族大发热心时,自己真实的生命位置是一个‘边缘人’。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人与我并没有真实的连结,我也没有真实的爱。当时我对禅学相当喜爱,欣赏老庄思想,一心出世,但同时天天在世界里打滚,找不到自己。”“我最痛心的是‘真理’仿佛已经死亡,对光明的追求变得遥不可及。”这样的致命打击,是你的文学思维之翼,与火热的青春、凌云的壮志、理性的激情为伴,正在飞向真正“信仰”。因此,你的诗歌、小说达到了女性主体意识与宗教意识结合性的表达。

  施 玮:到关键的时候,男人是靠不住的。女人总是希望有一个靠山让我们安定,我今天对男女的看法是,女人不要靠上去,因为男人也是一个人,不是一个超然的人。女人要独立,你独立了,他也是独立的,然后彼此相交;如果你不独立,你靠上去,最后他也靠不住,你也失去了自我。

  艾 尤:爱作为人类一种最强烈、最个人化的情感。两性之爱的和谐,应该是男女双方在精神上独立、情感上相通,不是相互依赖,而是彼此理解,既是心灵的伙伴,又是精神的伴侣。也就是说,爱情或婚姻都必须脱离了菲勒斯中心,建立在两性平等的基础上,才能走得更远。你的第一部作品和后两部作品的主要区别是第一部的女性活得更实际一点,后面两部作品的女性更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对物质需求开始逐渐淡化。

  施 玮:第一部小说《柔若无骨》,它写的是战争年代、解放和文革年代,那些年代中对物质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到最后一部小说《红墙白玉兰》写的是当代了,当代没有谁饿死的,对物质本身没有这么强大的需求,今天这个社会对物质的需求其实是超物质的,是一种精神需求,是把物质变成了一种精神,一种偶像,不是真正的为了存活而需要吃饭穿衣,这和当初的物质不一样。

  另一方面,这种改变也不完全是宗教的原因,而是内容和文体的需要。第一部小说《柔》以故事取胜,而第三部《红》是我用心理学方法写的小说,这部小说首先是对自己进行的一次心理医治,出版后有读者回应说得到了一种感情方面的心理医治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这部小说写的就像在一个屋子里面的两个灵魂相交,是在讲灵魂本身,因为我现在认为小说真正最后抓住人的,未必是你活在哪里,干了什么惊天动地或奇异的事。譬如《红楼梦》,红楼梦没有写什么大事件或复杂的引人入胜的情节,就是男男女女关在大观园里,写的是情感互动中的人性。情感代表着文化,所有文化都在情感和情感的选择中。《红》不是大题材,是小题材,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较劲就较在心里了。

  读心理学对我写作的影响就是我对人和事物的认识与表述渐渐从宏大集中到一个小点,锥子般刺进自己里面去。我下一部作品也许有一个转折,下一部不写我自己的事了,我最近在采访,采访一个没落皇族成员的人生,特别是他的心灵历程。我盼望用第一部的书写形式写出第三部的情感,这也可以说是我从东方的写作形式,到西方的写作形式,再转回到东方形式。但这种出去再回来,走一个圈是很有益很值得的,因为并非简单的回归东方。我越来越欣赏东方直叙式的章回体写作方式,这是很宝贵的,只是我们今天滥用了这个形式,没有用好。

  计璧瑞:章回体的节奏是很要命的,它那种跌宕起伏,我觉得比散漫式的东西可能更容易处理。

  施 玮:为什么中国大部分小说写的好像比较叙事,没有深度呢?就因为章回体小说来自于说书,这个说书影响了中国的小说创作,当代小说并没有真正学到西方那种对人性的关照和反思。现在说书的传统、影视的强势、商业化的速度,合力造成了小说创作的苍白。今天小说创作的问题,不是形式出了问题,而是没有时间往深的走,也缺乏真诚与勇气往深外走。

  施 玮:我的小说重在呈现“女性灵性自我的自觉意识”:首先,女性要对自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且要有一个自我成长的空间,有灵性的独立的存生,才能谈得上和另外一个人有爱情。否则女性自我没有成长起来,没有灵性的自足与自省,没有自觉性的定位与调整,那么她和另一个人的爱情,要么就是彼此伤害,要么就是畸形的共存。这也是我《红墙白玉兰》小说所表达的,两个人都有问题,然后在一起纠缠,不是爱情出了问题,而是他们本身出了问题。彼此都爱,但彼此都给对方痛苦。

  至此,意大利各支球队几乎已没人能证明自己是绝对清白的了。意大利球迷高举写有“我们被愚弄了”,“强烈要求司法介入”等标语在尤文图斯俱乐部门口游行的场面,成为都灵市的一大景观。

  王红旗:那时候还年轻,以为自恋与索取那就是爱情,两个人天天在相守一起就是最纯洁的爱情,其实都不是。

  施 玮:中国诗人年轻的时候当诗人,老了不当诗人;中国爱情也是年轻的有,结婚以后就讲亲情了。我从西方生活和文化中体会到,诗人是可以做到老的,爱情也是可以爱到老的。爱情不见得非要在婚外在有,爱情是可以在婚姻里面保鲜的。

  施 玮:打扮也好,读书或别的也好,总之女性不能一嫁出去就不要自我成长了。男人跟你没有沟通,有时也是女人自己有问题,女人要自我成长,才能自我欣赏,并赢得他人的欣赏和爱慕。否则,只是一味地要男人负责到底,这也是蛮残酷的。

  艾 尤:在现实生活中,婚姻的破裂往往与男性和女性的自我成长相关联。而且往往是自我成长了的女性,一般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爱人,反倒是男性总是难以接受已超越自己的妻子,放弃婚姻;但是,自我成长了的男性,却往往会离开已不再与自己齐头并进的爱人,重新选择伴侣。虽然,新一代的女性不再会像传统女性那般把爱情婚姻视为人生的唯一目标,但是从男女情爱关系中进行自我性别确认的原初宿命却依然还在两性心里作怪。www.778kj.cc

  施玮:时隔七年后,我2003年第一次回中国,到书店买了许多女作家的书,发现2005年都在写婚外恋,包括皮皮的《遭遇激情》写的都很不错,但是写婚外恋有一个特点,要么就是把我们现在叫第三者那个“情人”写得特别优秀,把老婆写得特别差劲,让人看着似乎必须得换人;要么把老婆写特贤惠但无味,把情人写得特别时尚而无羞耻感。反正就是描述的就是婚姻中没有爱情、激情,即便回归家庭也是迫不得已。

  于是,我就想写本小说。我写两个家庭四个人,没有谁坏的不近情理,都是正常人,都有其情感和行为的逻辑性。其实,生活中我们真的遇到很差劲的人,就不会痛苦了,痛苦是因为都很好。特别是杨修平的太太,通常来说,这个女性会被写得很糟,她出生于是工人家庭,她表现得世俗、物质,并工于心计,但最后关头我们看到她心里是要真爱的。

  艾 尤:书写婚姻外的爱情故事,是你作品中的一个文化症候。但你的写作却突破了中国婚外恋常有的两种模式,一种丈夫很弱势妻子很强势,然后丈夫出轨了;还有一种丈夫很强势妻子很弱势,然后把妻子抛弃了。

  施 玮:因为我们不成熟,每一次选择就是一块砖,一块砖一块砖地砌上去,我们的自私、罪性、偏误就被固定住了,最后砌成了一道命运之墙,让人无法逾越。后来,在《红墙白玉兰》的白玉兰篇里,我写的小小的丈夫柳如海,他就因着爱而跃过了这道墙。

  王红旗:柳如海好像就是拯救者的,是耶稣的出现。有一个评论家就是这样写的。但是我在思考的是,《红墙白玉兰》的构思设计是非常有意思的,小小分别14年以后第一次跟杨修平相见,这个情节安排特别巧妙,还有一个就是在小小失恋的情况下,柳如海出现是特别巧的,还有小小病了,回到了红杉林的时候,柳如海找她,她躺在他的怀抱里,这非常有启示意义的,你如何安排这样的情节,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是女人被男人拯救还是被基督拯救?

  施 玮:我看了张凤琳的那篇论文“基督救赎模式的潜藏与发掘——析基督徒女作家施玮长篇小说《红墙白玉兰》”,他说柳如海代表基督的拯救,我看完吓了一跳,我写的时候还真没有那么想,更不可能如此设计了。

  施 玮:特别在国外,太正常了,这可能和美国的清教徒文化有关。后来我想为什么中国女性对柳如海特别喜欢呢?我也想到其实每个人,特别是女人内心中都是向往拯救者的,是承担性的拯救者,而不是审判性的拯救者。柳如海是一个承担性的拯救者,并没有一般中国文化中男性的道德审判者形像,所以张凤琳的说法也没有错,耶稣确实是承担性的拯救者形象代表。

  施 玮:你要去美国的话,或者接触老外的话,他们最平常的就是这样。他不会来“审判”你的出轨,而居高临下地收容你,而是爱你就爱你,与你一同承担、处理。不爱就不爱,彼此分开。因为基督教思想中,罪人是不能审判罪人的,甚至不能论断,只有圣洁的神可以审判。任何人不具有道德优势;并且夫妻二人是成为一体的。我觉得中国大多数男人,即便与妻子之间也很喜欢分,这是你的错,那是我的错,并抓住错误定罪,且不放手。

  计璧瑞:中国有句老话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既然是手足当然是一体的,比较重要;既然是衣服当然可以随时换掉。

  艾 尤:所以杨修平回归婚姻,与爱情无关,子嗣问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柳如海不是,小小也不是,他们都是因为自己爱对方与对方爱对方而回归家庭。这两个男性形象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某种差异。

  施 玮: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文化背景都是相反的,我当时写的时候,身边有一帮在家带孩子的中国女硕士、女博士,我写完一段就电邮给她们看,每周我们在一起聚会时都吵得不可开交,一拨人喜欢柳如海,一拨人喜欢杨修平。

  艾 尤:我还是更欣赏柳如海这个人物。你在作品中把中国男人阴霾性写得很好,《红墙白玉兰》中的杨修平身上就有这种阴霾气息,还有《柔若无骨》中的一些男性也有这种特性,如琴师廖玉青。这种具有阴霾气质的男性往比较被动,不够有担当,缺乏责任心。正是杨修平这个性格特质,导致了两个最爱他的女人的痛苦——初恋情人小小和妻子王瑛。正如你在《红墙白玉兰》中感叹杨修平和小小的爱情悲剧时所写:“令人遗憾的是,人世的残酷和人性的软弱最终让两个真心相爱的人彼此错过。”其实,很多时候人世的残酷就是人性中的不完美造成的。但是柳如海却不同,他很阳光很主动,而且敢于担当,尤其是小说的结尾处,他不远千里来中国需找失明的妻子,找到病重的妻子后,他在心里祈祷:“上天啊,你既然把这个女人给我为妻,求你不要带走她。求你不要惩罚她,愿你的审判在我身上,因为我是她的丈夫,我愿意替她领罪。”若所有的爱情都能达到这种境界,不是那种自私、狭隘的爱,那么所有的婚姻都会是幸福美满的。

  计璧瑞:鲁迅曾讲过大致这样意思的话,中国女性具备母性或者女儿性,但缺少妻性。显然血缘关系要强于婚姻关系,两性处理血缘关系时明显要比处理婚姻关系来得从容。

  张 鹤:中国的男性在传统文化中成长,人们对他的要求相对来说可能较高,尤其像《红墙白玉兰》中修平这个人物,他本身是长子,虽然是这个家族中抱养来的,但他承担的责任远超过他能承担和应承担的。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种隐忍精神,这种隐忍是中国士大夫性格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东西令他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压抑,也非常令人同情。小说中女主人公小小之所以如此心疼修平,就在于他的隐忍激发了小小的母爱情怀,她渴望帮助这个内心过于沉重的、几近可怜的男人。在此有必要提及一下古老的圣经文本中对于男女两性的认识。不可否认,不少女性主义者对于圣经文本的理解还是有偏差的。旧约圣经《创世纪》中曾提到,上帝为亚当创造了一个配偶夏娃,特别强调夏娃是亚当——女性是男性的“HELPER”(帮助者)。表面上看,似乎男性是强大的,但圣经却指出男人是需要帮助的,他不是凡事都能独立完成,他需要帮手。而一个女人若软弱无力,那她就无法成为帮助者,反倒可能成为带来麻烦的人。所以,从创世纪中可以看到,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是彼此成为一个平衡的共同体,是彼此搭配的。同样,新约的保罗书信(《以弗所书》)中也特别强调男性与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位置与关系。先是指出,女人要顺服丈夫,顺服到什么程度呢?要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完全顺服,要敬重丈夫;而男人要爱妻子,爱到什么程度呢?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一样。单单从语义角度可以看出,舍命的爱显然比完全的顺服和敬重要难得多,而这反倒是对男性的要求。类似的要求还有一句就是——男人要爱护妻子,因为她比他更容易受到伤害。

  在圣经传统中,对于婚姻的认定是高于对孝道的要求的,诫命中指出儿女孝顺父母是理所当然的,但夫妻是一体,需要从父母那里分别出来,这表明,夫妻之间的关系要先于儿女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为先的原则差别很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墙白玉兰》中的修平为了孝顺养父母,代人受过,娶了自己并不爱的紫烟,从而失去与小小成婚的机会,这段故事才显得更有中国特色,也更让人感受到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修平所承受的压力、所经受的束缚之残酷。同样,在圣经文化传统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柳如海却正相反,他不会为了顺服父母之命而娶自己不爱的女子,而只会因为爱小小而娶其为妻,甚至可以原谅小小在感情经历中的过失。因为他的文化中包含着舍命爱妻子、保护妻子免受伤害的原则与价值观。

  施 玮:当你仔细分析圣经前三章的时候,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普世性的男女关系和中国的有区别了。《圣经》中说,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他们不是争斗的双方;男人不是立法者,不是审判者;女人也不是嫁进这一家,嫁进这一家就是附属性的,可以换掉的。

  我很感动的是一次我先生回答一个采访者时所讲的话,别人问他:你们是模范夫妻,你怎么会那么爱你妻子?是不是因为她很优秀、很可爱?他说,不是。他说:如果因为你妻子可爱而爱她,下一分钟,她就有可能不可爱了,或是你觉得她不可爱了,人都是会变化的。我不是因为她可爱而爱她,是因为我被上帝选了来做她丈夫。《圣经》中有句话说: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我是被上帝选择来爱她,这个女人和我结婚,也就是选择从我这儿来得到爱,所以我爱她,当我爱她的时候就自然看她为可爱了。

  后来,我在《红墙白玉兰》最后,写到柳如海与杨修平的对话时,就用了与这类似的话。

  今天的女性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安全感,如果丈夫是因着这样、那样的外在条件而爱我们,而不是因为我们是他太太而爱我们,这就很难让人有安全感,因为所有的条件都是有可能改变的,尽管我们可以努力再努力。

  计璧瑞:一旦双方力量对比(往往是物质性或社会地位之类的世俗标准)发生倾斜的时候,女性就会被牺牲掉,比如男方升官了,发达了,他离开所谓糟糠之妻就成为十分自然的行为。各种舆论或告诫似乎都在说,女性要不断提升自己以配得上成功的男性,否则被抛弃似乎并不能怪罪谁。归根结底还是将情感或婚姻量化为某种可以衡量的物质标准来锱铢必较。

  艾 尤:中国很多法治节目做具有很强故事性的,经常讲某某女性的年轻时不顾一切的为自己所爱的男人放弃了所有,后来男的发展的好了,就先把财产转移,然后离婚的,女的最后青春、情感、物质全部都失去了。

  施 玮:这就是中国文化里面的劣根性之一:妻子既然如衣服,那么我身份不同了,我当然得穿不同身份的衣服了,从这个角度上说,就成了正常的人性,而不就成了男人的“崇高”。

  施 玮:我觉得这三部小说是“女性命运三部曲”,描述了三种怎样的命运呢?第一部写女性在社会动荡中的命运,以历史中的战争、革命、经济等社会大格局的变动为背景,是“纵述”写法。第二部写女性在极端变革时代中的命运,改革开放是非常独特的,精神、物质极端裂变,审美和理念颠覆失重的时代,是“橫述”写法。第三部小说写女性生命自我成长中过程中的命运,是在与外界互动中成长的,而这个外界表面上是男人,其实更是男人所代表的社会与文化,是“点述”写法。简单来说,这女性命运三重奏,就是:第一部是女性在历史中的命运;第二部是女性在社会中的命运;第三部是女性在自我成长中的命运。

  艾 尤:除了跟个体本身有关系,也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有关系。社会的大环境有时会给女性成长带来一定的导向性。例如:一些女性也是想成长的,但面对生存问题时,她就会让爱情做出退步,譬如陆文荫对待廖思城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施 玮:他是很理性的,那个时代是可以理解的,那时代他们家唯一的生计,他也知道他不可能跟自己结婚了,他是怕她跑了。

  施 玮:第一部小说写生存,第二部小说写精神,第三部小说写灵魂的问题。第三部小说中,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他们的灵魂都伴在他们身边,灵魂看他们自己今天的物质生活,视角完全不一样。这是我的有意设计的,因为我在写的时候就想,甚至日常生活中也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我现在很纠结的一个事,如果我有灵魂,或是未来的我,天上的那个我,不死的灵魂,他会怎样看今天这个事呢?一定会觉得没什么!你今天纠结的事或人,今天相爱或者相恨的人,到将来都成了互不相干者。从永恒的角度回看今天的生活与情感,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滋味。

  计璧瑞:以柳如海所代表的西方式两性关系可能也有无情的一面,说离婚就离婚,理由都没有,不爱就走了,不纠缠。

  施 玮:今天的女性文学中,如果没有女性灵性的自觉醒悟,没有提倡和呈现这一点,那么这个社会也很难产生普遍的灵性力量,因为毕竟人类的一半是女人,并且作为母亲的女性,承担着文化中最原初的承续与更新责任。

  王红旗:整体上看,你富有宗教情怀的“灵性写作”与你的生存经历、与你的人生目标追求有着密切联系。你所倡导的“灵性写作”就是以作家的宗教信仰情怀点亮“文心”,点亮小说人物形象之精、气、神。从而使文学写作进入第三境界:(物质境界、精神境界、)灵魂境界。其实,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万物有灵”说的原始宗教,已经证明人与宇宙万物原本就是有“灵性”和“神性”的。只是人类在进化与文明的悖论中,由驱使万物匍匐在自己的脚下,而造成人性、灵性、神性的丧失,拜物性的泛滥。如果说,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注入“灵性”或“神性”的艺术化方式是多样的。施玮是以基督信仰的精神,反世俗化与物质化为基本价值取向的,以生命关爱伦理完成对“堕落者”的灵魂拯救,为疗救探寻一种可能性的途经。这正是施玮“灵性写作”真正的本质意义。期待施玮通过在美国攻读神学硕士、博士的亲历,随着对《圣经》的深入了解,写出更有“灵性”的文学作品。